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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过会注重书面审查荣大快印垄断券商材料报送
发布时间:2019-12-13    信息来源:未知    浏览次数:

  7月16日,《华夏时报》记者来到这家快印店,发现大厅前台的书柜上和地上摆满了上市公司的首发材料,包括农业银行星辉车模等。该店二楼和三楼楼梯的整面墙上也挂满了IPO成功的公司领导人与保荐人的留影。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好多券商都是这里的客户,因为除了打印服务,他们还提供操作间,配备办公桌、网线,并供应食品、饮料等,发行人跟券商可以在这里商量项目,随时对证监会反馈的材料进行答复或补充。而这家店也充分利用了积累下来的券商资源,成立了一家财经公关公司,专门为IPO项目提供IR服务,‘威海华东数控’、‘奥维通信’都曾是他们的客户。”

  IPO造就了荣大快印的券商之家,成为了为券商打印首发材料的细分行业老大。“一家IPO上报发审委的材料一般是整整一个行李箱,打字复印费用至少需要两万块钱,最多时打字复印费就需要四五万。”一位保荐人透露。

  数据显示,从2009年IPO重启至今,247个交易日共有295家公司完成募资,平均每天有1.2家,如此多的公司上市,大量材料从荣大快印运送到证监会,发审委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做实地调研考察,一个行李箱的材料都无法看完,却成就了荣大快印的火爆生意。这对于前期150万的券商改制和辅导费用来说只是很小一笔支出,大量的收益进入券商的口袋,过会之后的承销费至少上千万。

  截至15日,已有92家公司破发,占比三成多,如此多的新股破发,与发审机制注重书面审查,而不注重公司调研是否有关系呢?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资本市场部律师屈宪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新股刚刚上市,尚未发任何业绩报告就破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企业某些地方出现了硬伤,导致投资者调整对其价值的评估。前一阶段,某些公司的股票发行价较高,这个现象在创业板较为普遍。一级市场的高价可能过多地占用了投资者对公司的估值空间,一旦市场上出现风吹草动,股价下行波动就有可能击穿较高的发行价。

  记者注意到,作为一个利益机构,保荐商的承销收益与上市公司的融资额直接挂钩,股票溢价发行的情况它更乐意看到,然而超募出来的钱怎么办,怎么投,怎么换回更多收益,可能会带来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屈宪纲表示:“如果是信息披露不充分造成公司上市后的种种问题,或是保荐人、发行人有意识地模糊甚至回避风险提示之类的信息披露,造成信息披露不完善的责任方应该为其不当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完善包括行政执法、民事诉讼中的小股民集团诉讼制度在内的各种对投资者的保障、救济制度是证券法律制度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披露不充分是全球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证券监管机制较为发达、完善的美国资本市场,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不是令投资者完全满意的。

  “现在的发审机制基本形成了一道铁墙。从在人民大会堂接聘书的时候起,你签了承诺书,就等于把你的名誉和信用都押进来了。”一位接近发审委的会计师向记者透露,针对发审委员的监管也是环环相扣,从承诺,到培训,到提醒,到问责,还要随时接受监督和举报,工作的时候要留底稿,与发行人有关联的一定要打报告,卸任的时候还有考核,每个环节都要签名,每签一个名都多一份责任,这关系到委员的整个职业生涯,需要认认真真走形式。

  记者了解到,在发审前发审委员要先签署与发行人接触事项的说明,然后是初审,在初审基础上委员出具审核意见,然后从各自领域出发讨论询问发行人代表与保荐人代表的问题,代表接受询问,再然后是封闭式记名投票,最后将审核意见汇总签名。

  “这个全过程都要录音,表决也要公开。”他说,创业板开闸前夜,领导曾找发审委和发审办开动员大会,反复强调纪律。此外,发审委在对材料有疑虑的情况下也会反复作出反馈,要求发行人与中介机构作出答复。

  屈宪纲向记者介绍:“发审委员本人在发审会开会前没有与发行人接触,不意味着发审部门仅仅就报审材料对拟上市公司进行书面审查;事实上,上市审核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复杂程序,拟上市公司将报审材料送进证监会审核时,对上市公司的考察(包括实地考察)早已在系统地进行了。”

  屈宪纲说,这个考察的过程,包括实地勘验、企业高管团队访谈、市场情况了解、财务数据审核等方方面面;考察方则来自各个层面:官方机构主要有中国证监会发审部门、各地证监局、地方政府金融办等政府部门;独立第三方机构主要有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同时,就拟上市公司的设立、沿革、资产、业务、税务、环保、技术等各方面的合法性、合规性以及其所在行业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问题,很多时候还需要地方政府部门甚至中央部级机构在审验后出具相关证明。到了最后,报审的招股说明书、律师工作报告、审计报告、各种原始文件(原件或经鉴证的复印件)等材料加起来至少要装满一两个大行李箱,就是为了供发审委随时调阅,客观、全面地展现一家公司的全貌。

  “注册制最大的好处在于把发行风险交给了主承销商,把合规要求的实现交给了中介机构,把信息披露真实性的实现交给了发行人。”高盛高华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杨昌伯这样形容注册制。

  “但注册制并不意味着无限制的自由,海外监管机构及交易所对注册制也有详尽严密的要求,美国证监会就会对发行人提交的材料提出多轮问题并要求发行人与中介作出答复,直到证监会认为发行人已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完整、客观的披露为止。”屈宪纲表示。

  屈宪纲认为,现在就贸然实施注册制,势必会造成混乱,注册制需要更完善、成熟的资本市场、更有效的监管体制、更自律的发行人和中介机构。

  “大国企们则冀望着诸如‘特批上市’这样的行政壁垒,一些民营企业因为话语权的缺失而选择去境外上市,许多中小板、创业板公司的上市更是纯以圈钱为目的,在这样一个阶段,推行注册制势必会触碰到多方利益而难以进行;发审制在当下不可或缺,它的意义就像抗洪需要坝,十字路口需要红绿灯一样,我们离不开它。”一位券商分析师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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