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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法律
50位学人的200本荐书(政治、法政治与法律律篇)
发布时间:2020-01-13    信息来源:未知    浏览次数:

  阅读之旅本与个人关怀旨趣、生命体验密切相连,他人之绚烂未必是吾辈之旖旎。不过在纷繁炫目的图书海洋面前,学人君相信秉持严肃思考、冷静独立的“读书人”,依然是值得关注的“同路人”。在即将开始2020年阅读之旅的时候,不妨听听他们如何说。

  第四期私人书单汇编主题为“政治与法律”,文中分政治哲学、政治史、法学等三部分。图书分类、排序大体按内容所属主题、时间,但一些“模糊地带”只能“模糊处理”,还请读者知悉。

  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哲学而言, “社会公正”似乎是个千年长青的话题;作为当代社群主义政治理论的代表人物,本书作者桑德尔对这个古老话题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他基于对以“自由主义”为轴心的西方政治思想之反思,提出了诸多发人深省的理论难题,与亚里士多德、康德、边沁、密尔、罗尔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并且顺势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观点。本书是由作者在哈佛大学的课程讲义修缮而成,既充满了十分深刻的理论洞见,又呈现出了丰富多彩与生动活泼的经典案例与热点事件,堪称难得的佳作。

  以赛亚·伯林是流亡英国的俄裔犹太人,而列奥·施特劳斯是流亡美国的德裔犹太人。前者对苏联有着切身的体验,而后者对德国纳粹主义有着痛彻的反思。在伯林看来,极权主义是绝对主义与一元主义的结果。而在施特劳斯看来,极权主义是相对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结果。如果说,极权主义问题是20世纪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的话,为何这两位重量级的哲学家却就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在本书中,作者论证指出,伯林的多元主义既不是绝对主义,也不是相对主义,更不是一元主义,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多元主义是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最终出路。作者进而对伯林的简单多元主义理论予以了继承与修正,初步构建起复合多元主义的理论框架,指出复合多元主义包含最低限度的普遍主义原则与最大程度的多元主义原则这两大原则,且前者要优先于后者。在不违背复合多元主义相关原则的前提下,各国均可以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来建立各自的制度、采行不同的政策,例如更为侧重自由价值的“复合自由主义”与更为侧重平等价值的“复合平等主义”。这即是说,作者论证了“有底线的多元主义”才是真正可欲的价值主张。相信其论证不仅能为政治哲学的相关争论拨开迷雾,更能为国人未来的价值选择带来启示。

  阅读埃德蒙·柏克的著作时你会“屏住呼吸,心跳加速”,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如是说。著名历史学家麦考莱认为柏克是“自弥尔顿以来最伟大的人”,在柏克身上实现了理性与激情的联姻。在政治学家的行列里,柏克超越了伟大的洛克,托克维尔、阿克顿勋爵都只能算是柏克的学徒,而当代著名治学家亨廷顿、福山等只能为柏克著作做做注释。

  就像本身即为职业经济学家的考德维尔为哈耶克所作传记一样,《哈耶克评传》一书专业、深刻,本身就是一部学术专著,而诺曼·杰西议员的这部柏克传记同样如此。写了本《常识》小册子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托马斯·潘恩将柏克描述为“习惯于亲吻贵族之手的人”,还诋毁柏克只知道“怜悯羽毛,却忘了濒死的鸟”。卡尔·马克思说埃德蒙·柏克是一个马屁精、一个彻头彻尾的下流资产阶级分子,柏克在世的话是否以同样的方式回敬卡尔·马克思呢?在柏克的祖国,拉斯基却是这样评价柏克的,他为政治哲学带来一种方向感、一种合目的的崇高力量,以及关于政治高复杂性的完备知识,他的洞察力光芒刺入了政治复杂性的隐秘深处,很少有人堪与比肩。伟大的政治家丘吉尔对柏克是这样的评价的:柏克是自由的首要倡导者,另一方面柏克又是权威可怕的鼓动者……其实,这些源自同一深刻的心智与真诚的精神。他的灵魂抗争着,无论是君主、王权与议会体系还是某种乌有自由的满口空话,在残忍暴民和邪恶教派的独裁之下,他的形象更显高大。没有人在认识到如下事实之前能够读懂自由的柏克和威权的柏克:这是同一个人,追求着同样的目标,寻求着社会与政府的同样理念,同时捍卫着它们免遭时而此端、时而彼端的各式攻击。

  埃德蒙·柏克是在过去三百年里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又是遭到最严重低估的政治思想家。柏克的思想不仅直接启发了现代代议制Xian政民主政治制度,而且由于其先知般的存在,他的思想对当代世界新问题新现象极具启发意义:与的兴起,社会原子化和社会凝聚力的丧失,法团主义国家的出现,对国家法治的挑战以及革命本身的属性。

  柏克一生投入过五大政治斗争,由此我们可以管窥他的政治思想:反对法国大革命;反对大英帝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反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法团权力;支持爱尔兰天主教徒更平等的待遇;支持对行政权与王室任免权施加宪法约束(限制王权)。

  柏克是一位先知。他预见了英国统治爱尔兰的诸多后果,预见北美殖民地的丧失,东印度公司弄巧成拙,法国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与随后将出现的军人独裁,更是在法国革命发生的第二个年头(1790)就将其定性为篡权和(法国大革命1789-1799)。

  诺曼·杰西总结柏克的主要思想如下:柏克反对高估理性和滥用理性,反对“人成了万物的尺度并通过理性来衡量和驯化万物”;反对用理性唯一标准来审判一切。柏克反对以卢梭为代表一系的形形色色的浪漫主义。柏克要做的工作是捍卫文明,保护欧洲社会免遭毁灭以及保护其系列制度免遭革命观念的扩散和侵蚀。柏克反对抽象化理性、形而上学家们和启蒙运动中的激进阴谋文人集团。在柏克心中,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政治动物,其本性即在于生活在社会状态之中,脱离社会状态的个体只是“人形生物”。柏克政治思想分析的起始点是人类社会事实本身,而不诉诸任何假想的所谓“自然状态”。

  《政治论证》是巴利在哈特(H.L.A.Hart)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1965年第一次出版,1990年再版。本书突出地展现了巴利的PPE专业背景,以哲学尤其是概念分析的方法和经济学理论来分析规范性政治学问题。在这本书中,我们随处可见巴利对各种论证的澄清与批评,对各种概念的界定与区分,被认为是以分析哲学从事规范性政治哲学研究的典范,甚至被誉为“分析政治哲学的开创性著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纷纷慨叹政治哲学已死。而巴利的这本著作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一道,对于推动政治哲学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本书的书名是《政治论证》,但它其实并没有任何统一的政治论证。它更关心的是在广泛的政治话语当中展示分析的方法,它既要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能的,也要为之辩护。同时,它也展示了在实证主义思潮下如何研究政治哲学的新进路。

  如何理解现代国家的政治权威?国家的正当政治权威是否必然意味着公民负有广泛的守法义务?解释公民广泛守法义务的道德基础和论证策略有哪些?如何有效回应“哲学无政府主义”对国家正当性的质疑?在《告别政治义务》一书中,作者对上述有关国家正当性与公民守法义务的诸多问题给出了清晰、周详且又独特的回答。本书所处理的议题以及提供的答案固然重要,不过也许更值得推荐与肯定的是本书在论述中对“分析方法”一以贯之的承诺与执行。一方面,这种方法有效地保证了“思想”是严格分析和论证的产物,而不至于蜕化为“胡思乱想”;另一方面,这种方法也体现了对读者的尊重。正如作者本人所言,“它特别警惕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施加如下不平等负担于读者:通过玄奥、晦涩、含混、跳跃的写作‘迫使’读者认为其论述必然意义重大。”从这个角度讲,本书是国内青年学者运用分析进路研究政治哲学问题的最好范本之一。

  学界通常把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正义论》为中心,核心工作是提出一种与功利主义针锋相对的正义原则;第二个阶段以《政治自由主义》为中心,核心工作是把正义原则确立为一种免于立场的纯粹的政治观念。毋庸置疑,相较于《正义论》来说,《政治自由主义》构成了一种研究上的转向。但有争议的是,这种转向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意识到,罗尔斯后期哲学的核心是一种公共辩护的方案,它试图把正义原则确立为所有合理公民都能共同接受的公共的政治主张。《辩护的政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近出版的一部对罗尔斯后期哲学中公共辩护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力作。本书既对公共辩护的核心要旨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阐释,又深入分析、澄清并捍卫了罗尔斯后期哲学的诸核心理念,最为可贵的是作者系统地总结并呈现了公共辩护这一概念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困难,并且试图给出自己的尝试性解决,是一本兼具通论性和研究性的著作,值得关注罗尔斯后期哲学的读者们观赏和阅读。

  福利国家的兴起既冲击着二战以来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二元对峙的局面,也塑造了当代政治理论对理想国家的想象。自《正义论》以降,学界关于分配正义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个体有无福利权,以及(如果有的话)福利权到底要求了什么而展开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福利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远远超出了启蒙以来主体性自然权利所能解释的范围,因为它不仅要求国家的积极干涉需要被证成,更向其施加了消极的责任:国家在为公民供给福利方面的不作为或不力也同样是可以被指责的!在《自然权利的遗产》中,谭安奎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来分析、研判福利权的观念的。按照他的解读,福利权突破了与传统契约论和自然状态学说相关联的现代主体性自然权利的观念,预设了主体间的民主式共同体,而后者又召唤起了融私人自主性与公共自主性于一体的高阶政治自主性的观念。现代政治秩序的确立正是基于这种高阶的政治自主性基础,这种做法不仅偏离了近代自然权利学说,而且凸显了政治自主性与自然权利之间的内在紧张。本书还可以被看作是对近些年来国内学界所谓的“鲁滨逊之问”的集中回答,是现代政治哲学领域不可多得的精品专著。

  人权顾名思义是人作为人所具有的权利。但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说法背后却隐藏了极大的困难:究竟什么是人作为人所具有的根本性质?如果不同的文化对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有着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解,那么它们应该如何构想一种普遍的人权概念,使之能够约束所有的族群和国家?在《人权的理念》一书中,查尔斯·贝兹对此做出了非常巧妙的回答。作者认为,对人权的理解不应该诉诸关于人类本质的哲学思辨,相反,我们应该从人权在当代国际政治的实践话语中所发挥的实际功能出发,构思一种具有内在批判力的人权理念。贝兹的作品不仅成功地提出了一种更具政治现实主义风格的人权理论,也例证了一种由罗尔斯后期哲学所激发的,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范式。《人权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具有超出人权研究的典范性意义。

  《城邦变形记》是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皮埃尔·马南的一部新政治学著作。之所以称“新政治学”,是相对于传统政治学而言。法国独有的新政治学,源于雷蒙·阿隆对阿伦特政治理论的引介。在美国产生的阿伦特政治理论进入法国后,因其现象学与存在论渊源,与法国已经繁荣了几十年的现象学传承产生了巨大的呼应,汇聚发展成新政治学,在法语里用阳性的“政治”(le politique)来指称这门全新的政治学,区别于用阴性的“政治”(la politique)来指称的传统政治学。阿伦特重新阐释了“城邦”(polis)一词,这个词也是今天“政治”一词的来源,和高分子材料有着相同的字根,其含意为:每个个体在保持自身独特性不变的情况下相互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这不同于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根据统治者的人数来划分独裁、寡头还是民主的传统政治学。如果说,传统政治学是自上而下理解权力的“统治的艺术”,新政治学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个人自由出发、自下而上理解权力的“人与人相互结合的艺术”。《城邦变形记》正是从新政治学含意的城邦开始,始终以个人自由作为观察与思考的最根本出发点,去考察城邦、帝国、教会、民族国家等等历史上渐次出现的“人与人相互结合的形式”的一部著作。

  威权也可以有制度化的“法治”,恰如中国历史上,昂格尔所称的“官僚制的法”事实上无所不包,以至于演变成繁文缛节,而非如韦伯所归类的“卡迪司法”。从韦伯式价值中立的科层制视角来看,理想的制度就应当是为“不同的职位选择合适的人”这种无涉政治的技术问题。然而,阎步克在本书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指出了,人员本身也是一个成分多元的集团,制度也是利益分配手段,既影响政治博弈,也为之所影响。所以,通过德行、经学、法学、吏能等不同途径背后是不同势力与思想的此消彼长。身处这个时代,公共话语中充斥着的名目繁多的管理学词汇可能令我们眼花缭乱,而以史为镜,或许更有助于我们鉴古验今。

  这是一部特定时期私人生活的记录,许多个人和家庭的经历以故事方式呈现出来;这是一部斯大林时代的口述历史,作者成为各样普通人讲述的收集者、记录者和研究者。近500百位受访人成为讲述的主体,他们看似琐碎微小的讲述如涓涓细水汇成那一特定时代宏大叙事的洪流。

  讲述不易,因为人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恐怖统治造成的持续性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人们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避免祸从口出。不难想象,要在死亡和发声之间做出选择,沉默者和耳语者遂成为国民的绝大多数。

  发声难,反思更难,难在那个时代留下的精神遗产——每个人心中的斯大林主义。通过记忆、讲述、反思和批判走出一个时代的暗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因为如此,在那个时代成为过去之时,相关历史材料的搜集,特别是口述历史的访谈、记录、整理、分析才尤为重要和具有社会学研究的价值。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作为特派记者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报告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

  阿伦特力图探讨纳粹的罪恶与其作恶机器上的小齿轮如何运作而达到灭绝的结果,并“造成欧洲文明社会道德坍塌的全部真相”。她用这一概念表达平淡无奇、内心虚无,尤其是“不思考”的状态,而正是这种平庸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极端的恶正是通过“平庸的恶”成功翻转了人们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造就了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你可以不同意阿伦特平庸之恶的判断,但却无法回避她提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严密的极权统治之下,作为个体的普通人应该承担什么道德责任?

  当我们阅读阿伦特时,世界的大部分已经摆脱了极权统治,但人们依然需要阿伦特式的警醒:自由世界并非万保无虞,极权主义的土壤依然存在。阿伦特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保持人的尊严、保持作为人的根本属性——思考,是克服平庸之恶的必然选择。

  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有关佛朗哥的认识其实是从了解西班牙内战史开始的。作为战胜共和派的国民军领导人,佛朗哥的反派形象从此在国人脑海中定格。不仅于此,关于此后佛朗哥在西班牙长达36年的统治,尽管我们知之甚少,但给人的感觉似乎同样是令人厌恶,不堪回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外虽然有关佛朗哥的著述很多,但是同样呈现出一种极端化倾向,要么是绝对正面的讴歌,要么是极端反面的谴责,仍然缺乏一种比较客观中性的认知立场。正因为佛朗哥如此富有争议性,《“爱国的”独裁者:佛朗哥传》一书,仅是书名就让人眼睛一亮。在我们的习惯性思维中,“爱国者”与“独裁者”是绝对水火不相容的。两位分别来自美国与西班牙的作者,在前言中则是开门见山地表明态度,“有别于以往作者们对佛朗哥的谴责或歌颂,本书试图对佛朗哥的生平给出更为全面、更为客观、更为平允的描述。”确实正如作者所言,“对于佛朗哥,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努力描述和分析的时候了”,在笔者看来,本书最成功之处在于重现20世纪西班牙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从中勾画了一位保守主义政治家佛朗哥的丰满形象。

  《In Putins Footsteps: Searching for the Soul of an Empire Across Russias Eleven Time Zones》

  两位作者,一是前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的曾孙女,另一位是美国记者,他们深入俄罗斯内陆城市,试图了解俄罗斯普通民众对普京执政的看法和对未来的展望。《跟随普京的步伐:寻找一个跨十一个时区的帝国之魂》描述了广袤的空间造就了俄罗斯的历史地位,人民期望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伸张民族抱负,宁可使世人望而生畏,而不做被人捏的软柿子。这是一般人熟悉的观点,但他们冷眼指出俄罗斯的优越感和不安全感并存,克里米亚带来的亢奋将这两种心态极端化。俄罗斯双头鹰的国徽图案表达俄罗斯精神上的分裂:向西有民族感情认同的成分,而向东则多殖民色彩。普京祭起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大旗,给俄罗斯人带来自豪感,也加强了对“他者”的戒心. 官方媒体刻意强调俄罗斯人民宁可节衣缩食绝不屈服于西方经济制裁,但年轻一代要求改善生活、反贪腐以及对民主的诉求,表现在日益频繁的抗议活动。普京第四任总统的任期将于二零二四年届满,这段时间将充满了变量。

  法治和自由经常是一对孪生体,前者往往被视为后者的基石。但有时,法治也会成为名正言顺地压制和吞噬个人自由的工具。约西·拉贾通过对新加坡多个法案的剖析,向人们证实了该国政府如何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利益和经济繁荣的名义,以及依仗这些强势话语所代表的正当性,通过立法一步步地剥夺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这一威权与法治的结合,不仅使其成为打压国内异见者的利器,而且也成为抵御国际批评声音的挡箭牌。借用罗兰夫人的箴言:法治,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至迟六七年前,这个次序选择一直都能激起中国公共思想界、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关怀与热议。不过,这个选择的背后,预设了二者是一种先来后到、因而是紧密相联的关系。但是,这一预设持续不断地受到某些案例的挑战,其中典型当属新加坡。新加坡独立五十余年来,一直保持着威权体制而没有民主化。但是,新加坡的法治水平却在世界名列前茅。如果说“法治”(rule of law)和“法制”(rule by law)这一法学院入门概念辨析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也受法律约束,那么新加坡在这方面交出的答卷似乎也令人满意。事实上,新加坡反贪调查局的独立与权威令其与香港廉政公署一样堪称东亚反腐机构的典范,新加坡政府的清廉与效率亦有目共睹。

  那么,新加坡是怎么做到威权式法治而不仅仅是法制,却又没有走向民主呢?或者说,这个“新加坡神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本书为关心这一问题的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无论政治观点如何,作者对五部法律文本和司法机关相关判决的分析都揭示了“法治”的另一可能性。其实,威权与极权的相异之处,其中一点即在于极权通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方式制造不可预期的恐惧,而威权更倾向于以制度化官僚制的方式加强权力。对新加坡的研究,因此有了类型学的意义。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尚书》的历代名家注释已汗牛充栋,但本书作为今人对其法学内容的译注,颇值瞩目。书末附录的三篇文论也有较大学术价值。在国外的法学文献充斥书肆的今日,将目光流转于本书这样的本国传统经典文献,尤具不言而喻的意义。

  书名中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副标题:“苛求与承诺”,透露出其主要内容。全书只有173个段落,共分9章。采用中国知识界少有的格言体风格。在德国读书界被评为“一本令人惊喜的书”。

  在美国,拥有宪法解释权的法官,在解释宪法时,究竟应严守法律专业上的“技术型”的本分,还是扮演“政治家”的角色,是横贯政治学、法理学和宪法学领域的一个历久弥新的重大争点。作为当今美国著名宪法学者,作者对此给出了公允、有力的解答。原著逻辑严密,译笔优美通畅。

  纯正的一部宪法学研究专著,赶在年底冒现在宪法学界的一抹阳光。主要论涉如何依据宪法作出判断。全书内容前沿,视野宏阔,功底厚实,殊堪一读。

  孙国东博士的公共法哲学建构是现代中国思想中的重大创获,它立基于邓正来教授所开掘的中国自主性立场,对法治中国问题进行了全方位透视与深度开掘,在批判普世论与特殊论的基础上,在形式主义法治观与工具主义法治观之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功能主义法治观,倡导立国、立宪、立教、立人、立法五位一体,为现代中国人重新思考转型中国的国家建制、社会重构与文化认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域。晚清以来是中国现代思想出场的历史性时刻,但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现代思想一直表现为反应性的特质,今天我们从孙国东博士所建构的公共法哲学这里,看到了中国现代思想从反应性走向建构性的“重大突破”,可以预期,中国现代学人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建构现代法律秩序的法哲学原理应为期不远了。

  信息时代,法律肩负规范和监督作为社会整合器的公共领域上诸多信息平台有效运作的重任;另一方面,法律自身亦面临技术系统的渗透,智慧法院、电子取证、互联网+执行等提供了便捷也助长了依赖。法律对于平台的规制亦决不能沦为消费者打开平台时被迫在新的格式合同前的几次鼠标敲击,法律人绝不能被技术系统思维俘虏而迷失了服务人民的立场。面对电子民主与传统民主的复杂互动关系,回归凯尔森的民主理论与原则,坚持人民权利自由的出发点,梳理民主协商的共识达成过程,厘清技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对当今电子民主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执行都尤为关键。如何规制网上社区是全体法律人的共同课题,每个司法判例都是一次公民教育,每个草案征集都是一次民主运行,法律将人民协商的共识制度化并以此驯服平台使之真正服务于人民的生活世界、切实尊重人民自由权利。信息时代,法律人更需不忘维护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初心、牢记捍卫电子民主和网络主权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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