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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法律
深入推進中國法治的國際傳播
发布时间:2020-01-13    信息来源:未知    浏览次数: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是我們黨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點上召開的一次具有開創性、裡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系統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並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工作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深入學習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領會其內涵要義,才能更好應對日益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更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即日起,本版將連續推出“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專家談”欄目,邀請我國知名法學專家就《決定》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深入分析解讀,敬請讀者關注。

  □ 中國法治的國際傳播是外宣的重要領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直接宣傳,直接關系到中國的國際軟實力

  □ 應當通過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增強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運用法律手段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 在現有國際法原則、規則和制度框架下,我國應完善中國法域外適用法律體系,在我國有效控制范圍內針對涉外關系適度適用國內法加以處理,既是深化對外開放和國內法治改革的需要,也是履行大國責任和深度參與全球治理的需要

  □ 中國法治的對外傳播,不僅是跨語言的傳播,也是跨法律文化的傳播。應當充分考慮到海外受眾的文化背景,用他們可以理解的方式闡述中國的法治,方便他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服務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和長遠出發,全面總結了黨領導人民在我國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積累的經驗、形成的原則,全面回答了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上應該“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這個重大政治問題,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方向,為我們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明確了時間表、路線圖。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法治國際傳播將是其中重要一環,做好這項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需要。全會決定要求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向海外宣傳中國法治建設的成就,贏得其理解、支持,吸引他們在海外為中國發聲,將會極大促進愛國統一戰線的建設。

  二是加強法治建設,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需要。全會決定要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加快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中國法的域外適用,需要海外各國的法律界充分認識中國法律和中國司法體制,理解中國法律的民主性、科學性、可行性,認可中國司法體制的公平、公正、透明,在此基礎上才能更好地推動中國法律走出去。這些都離不開法治國際傳播的推動。

  三是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強經濟建設的需要。全會決定要求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完善涉外經貿法律和規則體系。我國通過法治手段擴大經濟開放、完善法治營商環境的努力,需要通過法治的國際傳播展示出來,讓海外投資者和貿易伙伴及時、充分了解,才能更好地服務於經濟建設。

  四是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加強外交工作的需要。全會決定要求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創造和平國際環境和良好外部條件,要加強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務制度,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中國法治對外傳播是涉外法治的重要一環,是對外工作中的普法宣傳。海外各國隻有更好地認識到中國法律的軟實力,才有可能更好地配合中國的涉外法治工作。

  五是提升國際話語權,做好輿論引導工作的需求。全會決定要求堅持和完善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必須堅持文化自信,完善堅持正確導向的輿論引導工作機制,構建網上網下一體、內宣外宣聯動的主流輿論格局。中國法治的國際傳播是外宣的重要領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直接宣傳,直接關系到中國的國際軟實力。

  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外交工作中要求“加強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務制度,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再往前,2019年2月,習總書記主持召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此次會議指出,要加快推進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加強涉外法治專業人才培養,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強化企業合規意識,保障和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

  早在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也已經明確表示:加強涉外法律工作、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強化涉外法律服務、深化司法領域國際合作、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積極參與執法安全國際合作。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要求,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習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對全球治理與國際法治思想的新貢獻。一方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國際法的支撐﹔另一方面,這一理念為當代國際法的發展帶來新的動力,也為國際法理論研究指明了方向。

  我國應當通過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增強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運用法律手段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必然會遇到一系列新型法律問題,需要通過高效公正的包括司法渠道在內的多元糾紛預防和解決機制予以應對,我國立法、執法和司法機關以及法律服務機構必須服務國際合作大局、提升自身業務水平,立足我國發展、放眼國際需求,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效法治保障。

  2018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這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等文件。會議強調,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依托我國現有司法、仲裁和調解機構,吸收、整合國內外法律服務資源,建立訴訟、調解、仲裁有效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依法妥善化解“一帶一路”商貿和投資爭端,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合法權益,營造穩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在國內法域外適用上,近年來,美國頻繁通過具有域外效力的國內法,採取國內法域外適用措施,使得國內法的域外效力和域外適用問題再次成為國際社會的焦點。在現有國際法原則、規則和制度框架下,我國應完善中國法域外適用法律體系,在我國有效控制范圍內針對涉外關系適度適用國內法加以處理,既是深化對外開放和國內法治改革的需要,也是履行大國責任和深度參與全球治理的需要。

  在域外管轄權上,“長臂管轄權”是域外管轄權的美國表達,隨著中美關系的變化,加上“長臂管轄權”基礎本身的模糊性,美國對涉中國事項濫用“長臂管轄權”的傾向愈發明顯。我國應根據國際法規則,構建我國法的域外適用法律體系。

  2018年7月2日至3日,“一帶一路”法治合作國際論壇在北京舉行,圍繞“共建‘一帶一路’:規則與協調”主題,議題涵蓋加強“一帶一路”建設促進國際法治、遵守和完善有關國際規則體系、積極預防和妥善解決有關爭端、深化“一帶一路”法治交流等展開交流。

  2019年11月10日至11日,中國法治國際論壇(2019)在廣州舉行。本屆論壇以“深化中國法治國際合作,服務共建‘一帶一路’”為主題,議題涵蓋“一帶一路”與創造良好投資環境、“一帶一路”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等。

  2019年12月9日至10日,世界律師大會在廣州舉行。議題包括:“一帶一路”與法律服務、科技發展與法律服務、跨境投資與並購、國際貿易與合規、國際商事爭議解決、律師公益法律服務與社會責任。在大會召開之前,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發起“一帶一路”律師聯盟,“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律師協會、法律機構等組織以及律師個人自願結成的非政府、非營利性的國際性專業組織,也是在中國登記注冊的第一個國際性律師組織。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業”“建設通曉國際法律規則、善於處理涉外法律事務的涉外法治人才隊伍。”

  2018年,司法部等部委《關於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業的意見》要求,建立一支通曉國際規則、具有世界眼光和國際視野的高素質涉外法律服務隊伍,建設一批規模大、實力強、服務水平高的涉外法律服務機構,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構建網上網下一體、內宣外宣聯動的主流輿論格局,建立以內容建設為根本、先進技術為支撐、創新管理為保障的全媒體傳播體系。我國的法治國際傳播,應當積極落實四中全會決定的要求。

  中國法治建設的成就,目前僅有非常少的內容被翻譯成英文向海外推廣,而翻譯為非英文的外文語種則更加稀少﹔而且即使是這些數量極少的翻譯,其內容也相當滯后,無法跟上我國法治建設的發展節奏。

  首先,中國大部分法律法規,甚至於比較重要的基本法律,在公開渠道都沒有合適的英文譯本,外國因此無法全面了解中國法律。今年8月新加坡律政部為了促進該國法律從業者了解中國法律,啟動了China Ready項目,筆者是該項目的專家之一。事實上,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開設中國法律課程的需要。這表明外國急需了解中國法律,而當前這種需求並未得到滿足。

  其次,中國優秀的判決文書是外國了解中國司法運行情況、前沿領域審理經驗的重要渠道,但現在還沒有被充分翻譯介紹出去,僅有部分指導性案例由斯坦福大學進行了翻譯並免費提供給公眾。事實上,中國在知識產權、互聯網治理領域的審判工作已處於世界最前沿,對各國法院是有參考借鑒價值的。

  再次,中國法律實施的實証研究情況,是反映中國法治現狀的重要方面,而且因為其更生動、更易於理解,而更容易被海外所接受,也能讓海外了解到中國法律在實踐中如何真正發揮積極效果。這些也需要翻譯介紹出來,從而展現一個多維度、多視角的中國法治。

  中國法治的國際傳播,不僅是跨語言的傳播,也是跨法律文化的傳播。因此,我們不僅需要將中文翻譯為英文的工作做好,也需要根據海外讀者文化知識背景,將我國的法治理念和法治實踐恰當、精准地表達出來。

  首先,我們不僅要翻譯法律法規、裁判文書,而且要對這些內容進行解讀。對絕大多數海外受眾而言,由於對中國政治和法律的背景知識缺乏了解,他們很難充分理解這些內容的實際意義。因此,我們需要進行解讀,這種解讀應當充分考慮到海外受眾的文化背景,用他們可以理解的方式闡述中國的法治,方便他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服務。

  其次,中國法治也是可以為外國所理解的,各國法律體系雖然不同,文化傳統不一,但是法律規則背后的公平正義理念、對利益平衡的考量,都是相通的。我們將中國法律規則背后的公平正義觀解讀出來,不僅可以讓海外受眾更加深入了解中國法律,也更加理解中國法治的民主性、科學性、合理性,從而更加理解、認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我們不僅要將適合海外受眾的內容做出來,更要傳播出去,傳播的范圍越廣泛,中國法治的形象就越能為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此,我們要結合海外受眾獲取信息的習慣,來傳播中國法治。

  首先,我們應當重視新媒體。互聯網媒體,包括外文網站、海外社交媒體、網絡視頻等,是傳播的重要渠道。我們應當將中國法治的內容在這些媒體上全面覆蓋,建立全媒體傳播體系。

  其次,我們應當重視國際法律教育。我們可以參考海外的教科書體系和授課模式,開發中國法的課本與課程。我們還可以邀請海外政治與法律界的青年才俊來華學習,或者向海外法學院輸出中國法教師,在互聯網上開設中國法在線課程,將中國法推廣出去。

  再次,我們應當重視國際交流。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國際法律交流平台,如WTO、世界銀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等國際法律機構,推廣介紹中國法律。

  最后,我們應當重視效果評估。我們應當定期組織進行中國法治的海外輿情評估,確定法治國際傳播的效果,並根據該效果情況不斷調整我們的宣傳策略。

  “2018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論壇”11月10日在廈門大學舉行。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盧新寧,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秘書長梁建勇,廈門大學黨委書記張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岩等與會並致辭。

  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五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於11月7日至9日在烏鎮召開。本屆大會以“創造互信共治的數字世界——攜手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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