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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法律
2017年知识产权法专业法学类C刊论文统计 天铎观
发布时间:2020-02-10    信息来源:未知    浏览次数:

  法学学术前沿已组织人员对各学科进行了统计分析,项目负责人吴国邦,将于近日不断推送,敬请关注!本系列文章将刊登于纸质版的《法学学术前沿》(筹)。谢绝公号网站转载,欢迎分享转发!如有纰漏,请留言指正,感激不尽!

  法学学术前沿年度学术统计项目由北京市天铎律师事务所暨律所主任胡维翊先生公益赞助!

  本统计数据包括23本法学类CSSCI来源期刊(2017-2018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法学类文章。

  本次统计以文章主题为主要判断标准,同时兼顾作者研究领域及文章所涉及的相关基金项目内容。具体而言,以知识产权法学为主,包含关于知识产权总论的研究及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反不正当竞争法和trips协议等国际公约中包含的各类型知识产权。

  就交叉学科的文章,本次统计在作实质审读的基础上,与所涉及学科盘点人充分讨论后,最终确定其“统计归属”。具体考虑的因素包括:作者的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登载期刊的推荐划分(如栏目划分、年末总目录的分学科汇览等)、论文所附基金课题的学科归属、研究意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如:“绿色技术专利权社会化:缘起、表现、争议与出路”一文,由于作者王明远教授的研究领域是环境资源法学和法律、科技与生态文明等方面,以及作者在环境法领域2017年CSSCI期刊的发文总量排名等因素,故归入环境法学统计,排除出本次统计。对于“专利犯罪刑事政策的刑法化:由隐性步入显性”一文,因其在《东方法学》2017总目录的统计中归入刑事法,整体内容也是从刑法角度入手,故排除出此次统计。关于孔祥俊教授2017年有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四篇文章:《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若干问题——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现代化》《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竞争法取向》《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定位》,因其研究视角是从竞争法角度入手,提出反不正当竞争法始终是以竞争法方式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功能,强调竞争法的理念与方法,追求竞争法的目标取向,故此归入经济法方向,排除出本次统计。

  (1)关于期刊发文总量的统计标准。主要排除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非学术性文章,如序言、综述、短评、札记、访谈、非独立性笔谈、图书介绍、机构动态等。

  (2)关于合著文章。本次统计中,合著文章仅将第一作者视为有效,无论是发文单位统计、还是高产作者统计,都仅将第一作者计入范围。

  (3)关于多个单位联署的问题。若同一作者署名两个单位,则在统计单位发文量时,各计0.5篇;若同一作者署名三个单位,则首个单位计0.4篇,后两个单位各计0.3篇。同一作者署名三个以上单位的情况在本次盘点中应当并未见得。

  本统计数据包括23本法学类CSSCI来源期刊(2017-2018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法学类文章。

  本次统计以文章主题为主要判断标准,同时兼顾作者研究领域及文章所涉及的相关基金项目内容。具体而言,以知识产权法学为主,包含关于知识产权总论的研究及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反不正当竞争法和trips协议等国际公约中包含的各类型知识产权。

  就交叉学科的文章,本次统计在作实质审读的基础上,与所涉及学科盘点人充分讨论后,最终确定其“统计归属”。具体考虑的因素包括:作者的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登载期刊的推荐划分(如栏目划分、年末总目录的分学科汇览等)、论文所附基金课题的学科归属、研究意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如:“绿色技术专利权社会化:缘起、表现、争议与出路”一文,由于作者王明远教授的研究领域是环境资源法学和法律、科技与生态文明等方面,以及作者在环境法领域2017年CSSCI期刊的发文总量排名等因素,故归入环境法学统计,排除出本次统计。对于“专利犯罪刑事政策的刑法化:由隐性步入显性”一文,因其在《东方法学》2017总目录的统计中归入刑事法,整体内容也是从刑法角度入手,故排除出此次统计。关于孔祥俊教授2017年有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四篇文章:《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若干问题——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现代化》《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竞争法取向》《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定位》,因其研究视角是从竞争法角度入手,提出反不正当竞争法始终是以竞争法方式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功能,强调竞争法的理念与方法,追求竞争法的目标取向,故此归入经济法方向,排除出本次统计。

  (1)关于期刊发文总量的统计标准。主要排除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非学术性文章,如序言、综述、短评、札记、访谈、非独立性笔谈、图书介绍、机构动态等。

  (2)关于合著文章。本次统计中,合著文章仅将第一作者视为有效,无论是发文单位统计、还是高产作者统计,都仅将第一作者计入范围。

  (3)关于多个单位联署的问题。若同一作者署名两个单位,则在统计单位发文量时,各计0.5篇;若同一作者署名三个单位,则首个单位计0.4篇,后两个单位各计0.3篇。同一作者署名三个以上单位的情况在本次盘点中应当并未见得。

  2017年度知识产权法学界发表在24本期刊上的学科论文共计76篇,在总发文量2306篇中占比3.30%。

  2017年度知识产权法学界发表在24本期刊上的学科论文共计76篇,在总发文量2306篇中占比3.30%。

  在23本法学类CSSCI期刊中,知识产权法学论文发文数量分布梯度明显,其中发文数量前三甲分别是:《法学》(12篇)、《法律科学》(11篇)、《法学杂志》(8篇)。作为双月刊,《法律科学》在2017年第5期中有关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有一次集中探讨,4篇从知识产权角度的分析使其知识产权发文量急剧上升。从知识产权法学论文占该期刊发文总量角度来看,前三甲分别是《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10.00%)、《法学评论》(6.36%)、《法学》(6.28%),可见虽然《法学评论》期刊中知识产权发文量没有进入前三甲,但是知识产权法学论文占本期刊的比例并不低。整体来看,23本法学类CSSCI期刊中知识产权的发文量集中在一到四篇中,还有部分期刊因为期刊风格原因知识产权发文量为零,如《行政法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7年,知识产权法学一共在三大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上发文4篇,其中,《中国法学》2篇,《法学研究》2篇,分别占各期刊法学论文总数的2.22%和2.94%,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没有发文。总体而言,知识产权法学在三大权威期刊上发文数量偏少。

  纵观2017年知识产权法学的76篇研究成果,其中知识产权总论10篇,著作权30篇,专利权19篇,商标权8篇,其他知识产权11篇。具体而言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2017年,《著作权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典》都在紧锣密鼓的修订当中,其中涉及到的诸多争议点,相关学者在跟进研究的基础上都通过发文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针对《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徐珉川博士对作品的“原创性”规则进行了功能化解读,郑重副教授从该次修改对技术措施合理规制的视角出发,讨论了著作权人与使用者的利益平衡,王迁教授对网络环境中表演权的适用进行了新的阐述,焦和平副教授对转载报刊的法定许可权与首发报刊的专有使用权之间的冲突进行了分析与解决。针对《专利法》第四次修改,易继明教授分析了我国专利法的转型,即由“确权”和“保护”二元结构,转变为“确权”“保护”和“运用”三元结构,黄玉烨教授针对当然许可声明的性质进行探析,将其界定为要约邀请,张陈果博士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专利诉讼的“权利救济实效”。针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徐升权副教授对其修订草案稿中的商业标识条款进行了评析。针对《民法典》的编撰,冯晓青教授对总则中的知识产权条款进行了评析与展望,邓社民副教授则对分则编撰中知识产权的立法进行了立法构想。整体来看,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对相关立法修法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都进行了跟踪研究。

  近年来,互联网快速普及,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诸多问题,新的作品形式的出现、作品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作品保护利用形式的多样化,都对版权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版权界相关学者进行了一轮深入研究。王迁教授借助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重大立法问题研究”,对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技术保护措施与合理使用的冲突与对策、网络环境中的表演权适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梁志文教授借助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革中的版权制度研究”对版权法改革的方向与原则、版权法上的审美判断、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版权法规制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借由3D打印技术对版权制度的挑战,熊琦教授探讨了著作权法定与自由的调和以及“用户创造内容”与作品转换性使用认定等问题。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视频聚合、深层链接及其他信息网络传播中涉及的著作权问题都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

  所谓标准必要专利,是指达到某一行业标准的要求而必须使用的专利。由于标准必要专利的不可或缺性,其专利权人往往对市场拥有支配地位,很容易涉及到垄断问题。袁波博士详谈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丁亚琦博士论述了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反垄断的法律规制、李剑教授则对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确认进行了分析。不仅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用计算是专利法中的一个难题,诉讼费用高、侵权赔偿额低一直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姚维红博士从专利财产价值减损角度对侵权赔偿额计算进行了分析,谢光旗博士后从美国专利诉讼费用移转规则的新发展中建议我国吸取美国经验教训,合理设置恶意诉讼的赔偿及保证金规则,防治专利蟑螂滥用诉权,促使专利运营良性发展,朱理博士则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分摊原则。

  我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围绕“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四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其中“运用”最能体现知识产权的价值,通过运用产生效益将知识产权价值最大化,而许可就是知识产权运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知识产权许可中涉及到的现实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宁立志教授从反垄断法角度对专利许可合同中数量限制条款进行了分析,金美蓉副教授从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角度研究了知识产权许可,李剑教授分析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确认,黄玉烨教授探析了专利当然许可声明的性质,赵利副教授对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进行了研究。除此之外,针对其他各类型的知识产权保护,如商标使用、商业标识、商业秘密、不正当比较广告、遗传资源、中药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都有一定的研究。

  2017年也是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继续繁荣发展的一年,但由于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的发展更为精细化以及笔者自身观察能力的有限,特此将部分于今年提出或进一步明确的相对较为重大明晰的理论创见与大家分享。

  确定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权利归属是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的首要问题。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私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尚处于空白状态,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对其权利归属统一裁量标准。李秀娜副教授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立法原则和国内司法案例的梳理分析,提出我国应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承认创始家族权利,赋予外传弟子特有称谓使用权;承认社群的诉讼主体资格,由社群集体内部共享使用权,明确政府作为公权保护主体支持私权保护。(具体参见:李秀娜:“基于司法实践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权利归属研究”,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4期)

  按照共同侵权的基本原理,作为教唆、帮助侵权人的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人需要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然而,由于现代知识产权间接侵权案件适用场域的特殊性,连带责任的适用面临着直接侵权难以确定和追偿机制失灵的技术难题,这些难题造成了利益失衡的问题。为此,朱冬博士提出需要在特定类型的知识产权间接侵权案件中对连带责任的适用设置例外,借鉴比较法上的经验,探索利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特殊计算方法限制连带责任的路径。在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方面需要转换思路,允许法院通过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特殊规则,尤其是法定赔偿,在知识产权间接侵权案件中探索单独计算间接侵权人应承担的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具体参见:朱冬:“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连带赔偿责任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

  刘铁光副教授提出:商标显著性的制度目的是防止以商标权的方式独占通用性、描述性与功能性标志以保护公平竞争,其本质是与所指定商品或服务之间的区别性。我国学界将商标显著性界定为“来源识别性”是理论上的误读,这种误读导致显著性与来源识别性的制度体系杂混,以及显著性被误解为创造性,显著性与来源识别性的制度体系应各自归位。(具体参见:刘铁光,“商标显著性:一个概念的澄清与制度体系的改造”,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6期)

  纵观2017年知识产权法学的76篇研究成果,其中知识产权总论10篇,著作权30篇,专利权19篇,商标权8篇,其他知识产权11篇。具体而言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2017年,《著作权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典》都在紧锣密鼓的修订当中,其中涉及到的诸多争议点,相关学者在跟进研究的基础上都通过发文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针对《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徐珉川博士对作品的“原创性”规则进行了功能化解读,郑重副教授从该次修改对技术措施合理规制的视角出发,讨论了著作权人与使用者的利益平衡,王迁教授对网络环境中表演权的适用进行了新的阐述,焦和平副教授对转载报刊的法定许可权与首发报刊的专有使用权之间的冲突进行了分析与解决。针对《专利法》第四次修改,易继明教授分析了我国专利法的转型,即由“确权”和“保护”二元结构,转变为“确权”“保护”和“运用”三元结构,黄玉烨教授针对当然许可声明的性质进行探析,将其界定为要约邀请,张陈果博士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专利诉讼的“权利救济实效”。针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徐升权副教授对其修订草案稿中的商业标识条款进行了评析。针对《民法典》的编撰,冯晓青教授对总则中的知识产权条款进行了评析与展望,邓社民副教授则对分则编撰中知识产权的立法进行了立法构想。整体来看,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对相关立法修法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都进行了跟踪研究。

  近年来,互联网快速普及,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诸多问题,新的作品形式的出现、作品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作品保护利用形式的多样化,都对版权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版权界相关学者进行了一轮深入研究。王迁教授借助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重大立法问题研究”,对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技术保护措施与合理使用的冲突与对策、网络环境中的表演权适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梁志文教授借助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革中的版权制度研究”对版权法改革的方向与原则、版权法上的审美判断、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版权法规制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借由3D打印技术对版权制度的挑战,熊琦教授探讨了著作权法定与自由的调和以及“用户创造内容”与作品转换性使用认定等问题。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视频聚合、深层链接及其他信息网络传播中涉及的著作权问题都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

  所谓标准必要专利,是指达到某一行业标准的要求而必须使用的专利。由于标准必要专利的不可或缺性,其专利权人往往对市场拥有支配地位,很容易涉及到垄断问题。袁波博士详谈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丁亚琦博士论述了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反垄断的法律规制、李剑教授则对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确认进行了分析。不仅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用计算是专利法中的一个难题,诉讼费用高、侵权赔偿额低一直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姚维红博士从专利财产价值减损角度对侵权赔偿额计算进行了分析,谢光旗博士后从美国专利诉讼费用移转规则的新发展中建议我国吸取美国经验教训,合理设置恶意诉讼的赔偿及保证金规则,防治专利蟑螂滥用诉权,促使专利运营良性发展,朱理博士则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分摊原则。

  我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围绕“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四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其中“运用”最能体现知识产权的价值,通过运用产生效益将知识产权价值最大化,而许可就是知识产权运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知识产权许可中涉及到的现实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宁立志教授从反垄断法角度对专利许可合同中数量限制条款进行了分析,金美蓉副教授从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角度研究了知识产权许可,李剑教授分析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确认,黄玉烨教授探析了专利当然许可声明的性质,赵利副教授对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进行了研究。除此之外,针对其他各类型的知识产权保护,如商标使用、商业标识、商业秘密、不正当比较广告、遗传资源、中药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都有一定的研究。

  2017年也是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继续繁荣发展的一年,但由于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的发展更为精细化以及笔者自身观察能力的有限,特此将部分于今年提出或进一步明确的相对较为重大明晰的理论创见与大家分享。

  确定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权利归属是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的首要问题。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私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尚处于空白状态,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对其权利归属统一裁量标准。李秀娜副教授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立法原则和国内司法案例的梳理分析,提出我国应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承认创始家族权利,赋予外传弟子特有称谓使用权;承认社群的诉讼主体资格,由社群集体内部共享使用权,明确政府作为公权保护主体支持私权保护。(具体参见:李秀娜:“基于司法实践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权利归属研究”,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4期)

  按照共同侵权的基本原理,作为教唆、帮助侵权人的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人需要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然而,由于现代知识产权间接侵权案件适用场域的特殊性,连带责任的适用面临着直接侵权难以确定和追偿机制失灵的技术难题,这些难题造成了利益失衡的问题。为此,朱冬博士提出需要在特定类型的知识产权间接侵权案件中对连带责任的适用设置例外,借鉴比较法上的经验,探索利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特殊计算方法限制连带责任的路径。在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方面需要转换思路,允许法院通过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特殊规则,尤其是法定赔偿,在知识产权间接侵权案件中探索单独计算间接侵权人应承担的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具体参见:朱冬:“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连带赔偿责任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

  刘铁光副教授提出:商标显著性的制度目的是防止以商标权的方式独占通用性、描述性与功能性标志以保护公平竞争,其本质是与所指定商品或服务之间的区别性。我国学界将商标显著性界定为“来源识别性”是理论上的误读,这种误读导致显著性与来源识别性的制度体系杂混,以及显著性被误解为创造性,显著性与来源识别性的制度体系应各自归位。(具体参见:刘铁光,“商标显著性:一个概念的澄清与制度体系的改造”,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6期)

  (注:①:因为发表1篇文章的学者数量过多,所以在此仅统计发文2篇以上的高产作者,且仅统计第一作者;②:发文数量相同的学者以姓氏首字母为序;首字母相同的依次以下一个字的首字母排序;③:论文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注:①:因为发表1篇文章的学者数量过多,所以在此仅统计发文2篇以上的高产作者,且仅统计第一作者;②:发文数量相同的学者以姓氏首字母为序;首字母相同的依次以下一个字的首字母排序;③:论文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2017年,在所统计的24本刊物上发文2篇以上的高产作者共有10人,分别是梁志文、王迁、刘银良、熊琦、易继明、崔国斌、冯晓青、刘铁光、吴汉东、王太平(发文量相同则以姓氏首字母为序),总共发表了28篇论文,占知识产权学发文总量76篇的36.84%。

  从具体学者角度来看,梁志文教授以5篇知识产权CSSCI发文量勇夺第一,其中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革中的版权制度研究”贡献4篇研究成果,分别对版权法改革的方向与原则、版权法上的审美判断、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版权法规制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除此之外,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移植与创制》一文,提出在我国《药品管理法》中建立以信息公示为中心的专利链接制度的观点。王迁教授2017年CSSCI期刊上发文量为4篇,且全是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重大立法问题研究”的成果,由于其主要研究著作权法,本次研究成果也全部著作权法相关的内容,其对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技术保护措施与合理使用的冲突与对策、网络环境中的表演权适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刘银良、熊琦、易继明三位教授2017年CSSCI期刊上发文量均为3篇,其中刘银良教授的三篇文章全部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关,其分别分析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判定,指出更为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侵权判定标准是作品提供标准;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与广播权的界限,提出其界定应以承载作品的信号在传播介质中保留的时间长短为依据;还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框架下深层链接的法律性质进行了探究。熊琦教授的3篇文章也是相应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且全部属于著作权领域。易继明教授的3篇文章出发点则全不一样,一篇其从宏观上讨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产权体制改革,另外两篇分别属于专利法和著作权法,针对《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章进行评析探讨我国专利法结构的转型以及分析时下热点的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构成作品。最后崔国斌副教授、冯晓青教授、刘铁光副教授、吴汉东教授、王太平教授发文量为2篇,其中刘铁光副教授、王太平教授发文全部属于商标法领域,这也与其学术背景有关。

  图2:2017年法学CSSCI期刊知识产权法学论文高产作者所属机构分布图

  从学者分布的地域角度来讲,9位高产作者当中,有4位都是来自京内院校,分别是北京大学2位,清华大学1位,中国政法大学1位;有2位来自武汉,分别属于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其余4位分布于南京的南京师范大学、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广州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湘潭的湘潭大学。可见高产作者分布广泛。

  由于2017年知识产权CSSCI论文发表数量为1篇的单位过多,故此对发文量大于等于两篇的单位进行了统计,共计17个,数量相同的以名称首字母为序。从整体来看,前六名单位发文量逐渐下降,直到第七名到第十七名的十一个单位发文量均是两篇,可见整体而言,知识产权法学界2017年CSSCI期刊发文学者分布广泛而分散。值得注意的是在17个发文单位中,只有一个单位属于实务部门,即最高人民法院,其余全部是高校,可见在知识产权理论界研究得如火如荼时,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实务界重要的部门也针对现实中遇到的问题积极进行研究探讨形成结论,实现知识产权法学实务界与理论界的良好交流与对话。从发文数量上来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8篇的总量位居第一,其中吴汉东教授发文两篇,其余发文学者有胡开忠、黄玉烨、马一德、谢光旗、姚维红、詹映,发文量均为1篇,这也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我国知识产权研究重镇有关。发文量排名第二的单位是北京大学,发文学者是刘银良、易继明。发文量并列排名第三的是华东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均为5篇,发文学者是王迁、黄武双、梁志文。从发文单位地域来看,北京有5家,上海和湖北有3家,其余分布在广东、湖南、江苏和重庆,可见知识产权法学界2017年CSSCI期刊发文学者分布在全国范围内遍布广泛。

  (期刊排序以《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最新法学期刊影响因子排名》为序)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兼析‘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王迁,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确认与事后之明偏见 反思华为诉IDC案”,李剑,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论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情势变更原则的不可适用性”,李扬,中山大学法学院。

  “‘通知-移除’规则在专利领域的适用性分析”,詹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版权法上的审美判断”,梁志文,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系列案的裁判规则及其启示”,陶凯元,最高人民法院合议庭。

  “重塑著作权人与使用者的利益平衡: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对技术措施的合理规制为视角”,郑重,西南政法大学。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兼议“推定说”和“认定说”之争”, 袁波,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

  “屏蔽网站禁令的制度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胡开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商标法中“商标使用”制度体系的解释、检讨与改造”,刘铁光,湘潭大学法学院、法治湖南与区域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商业标识保护中“搭便车”理论的运用——从关键词不正当竞争案件切入”,周樨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

  “欧美商业秘密保护立法新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李薇薇,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论商标使用在商标侵权构成中的地位”,王太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判定—从‘用户感知标准’到‘提供标准’”,刘银良,北京大学法学院。

  “技术措施保护与合理使用的冲突及法律对策”,王迁,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论版权法改革的方向与原则”,梁志文,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遏制专利蟑螂:美国专利诉讼费用移转规则的新发展”,谢光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作品“原创性”规则的功能化解读——兼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第5条”,徐珉川,东南大学法学院。

  “基于司法实践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权利归属研究”,李秀娜,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

  “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王迁,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吴汉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连带赔偿责任的反思与重构”,朱冬,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专利诉讼“权利救济实效”的实证分析——兼评中国专利法修订的成效与未来”,张陈果,德国不来梅大学法学院。

  “我国知识产权停止侵害救济例外的现实困境及突围”,张春艳,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

  “财产权的类型化、体系化与法典化——以《民法典(草案)》为研究对象”,吴汉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专利许可合同中数量限制条款的反垄断法分析”,宁立志,武汉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所。

  “转载报刊的法定许可权与首发报刊的专有使用权之冲突及解决——兼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48条”,焦和平,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网络服务商提供搜索链接行为之侵权责任”,马一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商标显著性:一个概念的澄清与制度体系的改造”,刘铁光,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

  “从‘无印良品’案到‘PRETUL’案:涉外定牌加工的法律性质”,王太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版权登记制度革新的第三条道路——基于交易的版权登记”,吕炳斌,,南京大学中德法学研究所。

  “论网络环境中表演权的适用——兼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对表演权的定义”, 王迁,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ODR——多元化解决电子商务版权纠纷新机制”,方旭辉,南昌大学法学院。

  “信息网络传播权框架下深层链接的法律性质探究”,刘银良,北京大学法学院。

  “论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反垄断的法律规制”,丁亚琦,湖南大学法学院。

  “专利当然许可声明的性质探析——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黄玉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以专利财产价值减损作为侵权赔偿额计算依据的探讨——兼评《专利法》第65条”,姚维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外观设计专利无效认定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一起典型案件为考察对象”,冯晓青,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互联网域名管理制度对网络言论的规制”,丁春燕,麦考瑞大学商务与经济学院。

  “著作权法视野下视频聚合行为法律定性的思考”,李芬莲,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稿中的商业标识条款评析”,徐升权,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专利法的转型: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章及修改条文建议”, 易继明,北京大学法学院。

  “知识产权赔偿损失责任归责原则研究”,徐家力,北京科技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互联网专条’存废之争与规范模式的思考”,张璇,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吴国邦,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法治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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